阅读次数：966    时间：2015/3/29 17:56:16

专访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傅瑞伟        傅瑞伟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研究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贸易、经济的双边关系，一直活跃在美国与亚洲的相关事务中。他曾在政府、商界和非盈利机构担任要职，对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崛起的研究，是其整个职业生涯的专长。         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2年冷战高峰时期，由David M. Abshire和Admiral Arleigh Burke筹建。目前，国际战略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杰出的国际政策研究机构，拥有220多个专职工作人员以及庞大的编外学者团队，他们致力于国防安全、区域稳定、能源和全球气候、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         记者：众所周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注重亚洲和中国的研究而著称。您认为中美经济合作下一步的热点是什么？        傅瑞伟：最热门的话题可能会是两方面内容：第一，美元在国际市场的相对优势以及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其现有及将来在美元计价资产方面的投资；第二，中国如何在短期内谋求人民币国际化以对冲美元贬值。       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措施的成功或失败，其中进行协调的任何努力，对于两国都很重要。当然，一些关于跨境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性对话，将是两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以期避免经济摩擦。奥巴马政府还将就气候变化和节约能源等问题与中国进行讨论。          记者：虽然中国政府今年还是将增长目标定为8%，但危机使得中国以往主要的增长引擎——外需的作用大大降低，这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模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你认为中国在多长的时间内能完成结构调整，使内需成为增长的主动力？         傅瑞伟：中长期看，中国不太可能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大改革。虽然中国的领导层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出口导向型过渡，但在向新模式转换的路上仍有许多阻碍。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一直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对外需的依赖和产能过剩深深扎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和银行系统。        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不仅意味着需要重组主要就业部门，大批劳动力需要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而且还需大幅调整中国的银行体系。        向以国内消费为增长模式的转换，障碍在于没有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这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但是体系的建立不会向期望的那么快。        尽管中国在卫生医疗、失业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要达到建立全国性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公民对新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信心、满意之前，他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很小。        未来5年内，将采取更多的措施以期将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国内消费型过渡。我预计那个时候会有消费总额的大幅上升，但是整体规模的消费上涨需要至少10年。       记者：中美两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刺激经济尽快复苏，您怎样评价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短期是否能达到计划目标？长期是否能改善中美一直存在的巨大贸易失衡？       傅瑞伟：中美两国的政策都非常重视刺激消费，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部分的美国经
济刺激政策主要刺激银行信贷，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刺激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项目建设和增加社会服务等方面。        美国的计划是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创造并维持就业率，以避免美国消费崩溃。这是一个大胆的且没有争议的决定：美国的过度消费被舆论认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当前的危机。然而，维持美国消费水平的努力，可能不是长期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除了维持短期消费，奥巴马政府还设想使刺激计划成为一种工具，以启动长期的社会目标；即刺激绿色经济、改革医疗部门和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刺激计划似乎更直接地消除一些结构性问题，以改善在贸易和其它经济方面的不平衡。即使乐观的估计，短期内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也不太可能。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未来几年内将面对的政治问题。        记者：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各国政府更需要全面的、客观的经济刺激计划，智库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全球智库应当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        傅瑞伟：政府往往要应对最紧迫的问题，因此面对危机政府是“救火”。这样的情况不利于产生战略性的决策。        因此，智库在危机时刻就会发挥宝贵的作用，了解更全面的战略趋势，并结合这些趋势提出战略性政策，而不是战术性的政策，战术性政策只是安全地渡过短期危机。        智库须要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治现实在某些国家可能无法影响政府决策，以协调全球经济政策。      记者：您理想中的智库存在的价值及目标是什么？作为非盈利性机构，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性，智库应当怎样保持与赞助人、政府的距离？      傅瑞伟：智库的价值体现在不断地产生想法。一个智库应当确定和区分起作用的想法和不起作用的想法，并且应该推广积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协助更有影响、更有效率的政府政策。在世界各国政府面临困难和挑战之时，智库需要提供资源、战略和解决方法。     智库应该是非官方的信息源，为思想保守的政府提供另一种观点。同样，智库的工作不应该反映资金赞助团体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意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可以确保资金来源多样化，并严格控制研究工作。如果一个智库能够不受资金赞助方的影响开展研究工作并赢得声誉，那么它可以自认为是成功的。       能源合作或成中美经济合作契合点  来源：卓创资讯 2009-8-7 9:15:29  当前，中美两国正努力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关系中，悠悠万事，唯经济为大，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经济合作关系必然成为重要的内容。在不久前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笔者认为，能源合作有可能成为新时期中美经济合作的新的契合点。 
近30年来，中美双方都从快速发展的经济贸易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是从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分别高达27.9%和70.5%的落后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开始经济腾飞之路的。当时只有选择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起步，靠汗水去换取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营销渠道的发展道路。上亿农民成为生产衬衣和芭比娃娃的产业大军后，不靠庞大的美国市场不可能销出这么多商品。而当年的美国，正为摆脱滞涨而进行结构调整，因为能用一架飞机换来几千万件中国的衬衣，从而在保持既有生活水平，保持低通胀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发展高科技，推进金融创新。       然而，当中国已形成了可称为“世界加工厂”的庞大生产能力后，不仅芭比娃娃、衬衣，就是汽车、轮船的生产能力也已居世界前列，中国人为美国人生产的衬衣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对美国飞机需要量，但美国人却不肯向中国出售高科技核心技术。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一部在美国售价299美元的苹果ipod中，美国人得到的设计、专利和营销收入达163美元，亚洲其他国家得到的零件供应和运输收入为133美元，而中国仅得到3美元的组装费。按照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中国每对美国“出口”一部这样的ipod，就增加150美元的贸易顺差。于是，两国贸易出现巨大不平衡便势在难免。大量廉价中国消费品只是换回了美国人打的“欠条”———美国国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换言之，中美经济合作需要一个新的契合点，要有一种中国愿意买美国也愿意卖的东西，以平衡双边贸易。笔者认为，这个新契合点很可能就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为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尽快享受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中国必须尽快突破能源“瓶颈”，一是要更高效、清洁地使用现有的化石能源，二是大力发展新的可再生能源。      而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也正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奥巴马政府多次表示要以新能源为突破点。他认为，“21世纪的就业机会和行业是否会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中心，这已不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会创造这些就业机会和行业？我希望答案是美国。”      据有关专家分析，中美两国都是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在煤炭资源开采回收、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煤炭综合利用、清洁煤技术等方面都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力量，拥有强大的实用技术的研发、创新优势，极有可能成为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的“带头大哥”。       美国不可能直接向中国出售能源，美国自产石油远不够自己所需。中国产煤那么多，也不会进口美国煤，至于阳光、风更是根本没法进出口的。所以美国向中国出口先进清洁能源、新能源技术设备，不会伤及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必有什么政治、军事方面的顾忌。实际上，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不久前联袂访华时已明确表示，希望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推广等方面加强与中方的合作。       如果说，中国装配ipod主要靠的只是“打工妹”的青春和汗水，而中国在能源技术领域已有相当的技术基础，有可能和美国达成共同研发，共享知识产权的项目。